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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党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不同时期都高度重视调查研究。延安时期，张闻天同志深入陕北、晋西北农村进行为期一年多的调查，就是很有意义的一次调查。

1941年春，为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，毛泽东同志将自己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汇编成《农村调查》一书。他在该书“序言”和“跋”中，重申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，要求全党要“眼睛向下”，向群众学习。5月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的报告，批评主观主义的学风，指出“不注重研究现状，不注重研究历史，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”，都是极坏的作风；明确提出“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，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”。1941年8月，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，进一步提出“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”，要求全党广泛开展社会调查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。

作为党的领导成员之一，张闻天同志深感自己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，为补上这一“课”，经党中央同意，他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9名干部，包括自己的夫人刘英，组成“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”，自己担任团长，到陕北、晋西北农村进行调查。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，调查团先后到陕北神府县直属乡8个自然村，米脂县杨家沟村，晋西北兴县二区14个自然村等地调查；调查的重点是陕北和晋西北根据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。在调查过程中，张闻天同志身体力行，同调查对象谈话后总要实地查看；调查材料分析研究汇总之后与被调查者见面，避免了“夹生饭”。

通过陕晋调查，张闻天同志深刻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，提出了“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”的论断。在他看来，领导干部同实际、同群众保持联系的一个简便、生动又实际的办法，是抓住一个典型村或乡或一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，而且还要亲自接触实际、接触群众、接触最下级的干部，认为“接触实际，联系群众，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”。他在同调查团成员的一次谈话时说：“人不经过本身的实际考验，对一些道理是不能心服的，比如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这个真理，人们常常不肯运用，而我们在这次调查中则体会到这个真理的灵妙了。”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，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。今天，回顾张闻天同志陕晋调查，仍有着鲜明的时代价值。